讀書、學習,豐富自己的人生
沒有常識,可以常看電視。老婆常問我,怎麼那麼喜歡看電視,一方面是休息,另一方面是因為看電視增加了我的常識。在Discovery頻道中,看到《大地之子》(The Sons of the Soil)節目,介紹印度的拉達克偵察兵團。這個兵團派駐在海拔3,505米的高地上,招募21歲以下的軍人,要面對來自中國與巴基斯坦兩國的威脅。軍人多數來自鄰近的列城地區,當地的姜巴人長相很像藏人,生活困苦,也有與生俱來在高地生活的優勢。結訓時,得跑完42公里的長跑,我很難想像在3,500米以上的高地跑馬拉松要如何熬過來!聽說拉達克會舉辦72公里長的超級馬拉松,能排進前十名的,多數來自拉達克偵察兵團。看這部影片我超有感,因為讀過不少印度的書,一看主題便知道「拉達克」是中印巴邊界的山谷。當有了足夠的常識,在看電視時,一旦看到好的節目,自然會聯想到很多相關的常識。同一天的節目中,還有一小時介紹土耳其。談土耳其東南部的馬丁市,混居土耳其人、庫德人、亞美尼亞人、亞述人,原來這裡是底格里斯河的上游。那裡要蓋水庫,庫德族人哭訴說,連申訴的機會都沒有。經歷1915年大屠殺的亞美尼亞人,也有不少住在這裡,我去過亞美尼亞兩次,瞭解那一帶的風土民情。馬丁市是個山城,地形起伏跟重慶很像,靠著馬、驢載運,賣馬鞍的土耳其人大發利市,趕驢的人說,除非遇到漂亮的驢子,否則驢子還是挺乖的!邊界的爭議,來自於我們對「民族國家」的堅持,剛剛讀完《全球新版圖》一書,知道中東地圖是一個英國人與法國人依自己的意願畫的,但當地的阿拉伯人期待的是個哈里發的世界,對於邊界的理解與我們不同,而西方世界卻以自己的標準衡量他們。沙烏地阿拉伯最大的優勢也許不是石油,而是麥加在沙烏地阿拉伯!我很像個到處走唱的小歌星,隨時接受聽眾點歌,很多企業邀我講課,好像認為我的能耐「無上限」,任何一個題目都可以信手拈來,毫無障礙。我想大家都明白,科技產業的變化日新月異,光是準備講稿就是個大工程,何況我還是個經營者,每天1,000字的專欄也都自己寫,以免跟產業脫節,如果沒有找到吸收知識的方法,我能這樣過日子嗎?
人工智慧新時代,誰會是贏家?
2022年台灣新生兒人口是13.9萬人,很顯然人口紅利已經消失,台灣不可能以過去的經營模式繼續發展科技產業。那麼誰會是未來真正的贏家呢?我在勤業與玉山科技協會合辦的研討會中與簡立峰同台,簡立峰現在是很多家的獨立董事,而不再只是幫Google在文字生成上做出貢獻的專家而已。如果機器學習將加速學習的能力,而利用軟體創造軟體的大時代已經波濤洶湧了,我們怎麼能相信企業的營運模式可以一成不變呢?許多人都說這是個軟體公司大滅絕的時代,簡立峰語出驚人的說,人口不足的台灣可以用人工智慧(AI)接棒,類神經網路的進展,讓我們從計算機真正進入電「腦」的新境界,Computer只用來計算是「機」,可以用來思考,那就是「腦」了,我喜歡這樣的說文解字。很多人說,ChatGPT是「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做為一個AI領域的專家,簡立峰說ChatGPT將會是鍵盤白領的惡夢,對台灣人而言更是挑戰。網路世界的內容,有60%是英文創造出來的,其中1.5%是中文,但只有萬分之1是繁體字,意思是要透過參數總量不足的中文數據庫,建構最好的問答系統,恐怕是件高難度的工作。這段敘述「言者無心,但聽者有意」,我也有自己的解讀。如果我們相信ChatGPT提供符合邏輯的答案,就生成文字,回答一般性的問題而言,對普羅大眾是個不錯的工具,但ChatGPT不可能提供100%的正確答案。專業問題與牽涉人性價值的經營管理策略,我們B2B的專業服務在過多「廉價資訊」,而使用者時間有限的前提下,專業服務業者與具有品牌信賴度的上游資訊公司,會比以往有更好的機會。其次,能否從產業關鍵字的標註、演算,找到更好的問答模式,也值得大家深思。我們也許沒辦法給專業用戶100%的答案,但可以有80%的文字、內容,透過演算法找到比較接近事實的答案之後,其餘的20%用專家意見補足,這也是可能的模式。就中文而言,文字總量不足,可不可能反倒是專業服務公司的機會,至少5~10年之內,應該不會有致命的威脅,在我們的「專業知識服務業」工作領域裡,短期內這些應用應該都不會成為具體的威脅,也更強化我在經營品牌價值與資訊品質、資訊定位上的信念。李開復說記者、分析師都是高風險的產業,這話講給美國人、中國人聽是對的,講給台灣人聽,也許可以有正好相反的解讀。凡事都是一體兩面,我相信能堅持品質的一定是贏家,而品牌甚至是可能熬到最後的關鍵。
所有問題都有答案,只是好壞有別
1990年前後,東歐市場自由化的浪潮席捲而來,很多人在東歐市場賺到第一桶金。北投鳳甲美術館的創辦人邱再興,他是施振榮的老東家,跟我談過如何在東歐市場浴火重生的故事。很多台商懷抱著的大夢,希望知道東歐市場的全貌。當時我在資策會MIC帶領研究團隊,我的頂頭上司陳清文,也是當時MIC的主任,問我能不能做個研究,跟大家分析東歐市場的近況。「以客戶的需求,提示該做的事」,陳清文是好老闆,但我搖搖頭說,沒去過東歐,也知道當時研究全球PC市場的IDC與Dataquest並無東歐市場的報告。但從正面角度思考,台商的價格,對於東歐買家具有強大的吸引力,至少也得給廠商一點參考資料。其實,我一邊搖頭一邊想,這個事情無解嗎?廠商不過是要找到經營東歐市場的策略,及經營當時9個主要東歐國家的優先順位而已,我回報陳清文,願意接受這個任務,然後開始彙整東歐PC市場的資料。我找到舊蘇聯的PC市場需求大約50萬台,而東歐國家每400萬美元的GDP,大約可以創造出1台PC銷售量的資料,我用這個資料推算東歐9個國家市場的規模。也進一步彙整出東歐國家中,捷克精密機械業有一定的基礎,要投資的話,捷克可能是首選。其次是生產消費電子,如冰箱、洗衣機的波蘭,如果要前進東歐的話,最方便的入口是匈牙利。這些當然是粗放型的答案,但在那個沒有Internet、手機,連PC都在拓荒的時代,有這些資料「聊勝於無」。最後陳清文要我籌辦一場「東歐PC市場研討會」,向產業界報告我們的研究心得,那場研討會也受到大家的肯定。幾年之後,我奉派到匈牙利參加世界科技大會,前往東歐之前,已經大略知道各國的條件,這些常識讓在我看歐洲地圖時,知道穿過烏克蘭的俄羅斯油管代表什麼意義;知道長達1,200多公里、穿越波羅地海直達德國的北溪二號天然氣管線,又具有什麼樣的戰略意義。這些知識,也許我一輩子也用不著,但卻讓我在閱讀新聞、書籍時,有更寬廣的視野。我在布達佩斯的鎖鍊橋上,看著潺潺流過的多瑙河,如果我當時對所有問題、挑戰都說「No」的話,我不會有今天的機會。所有的問題都有答案,從答案中也可以看到您用心與否?而所有的努力都是豐富我們人生的過程,而輕易錯過的機會,都是您自己的問題!
台灣的人才困境
連假在家讀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卜睿哲的新作《艱難的抉擇》,卜睿哲是台灣通,旁徵博引的資料頗有參考價值,他從台灣困境出發,論述兩黨的政治人物在年金改革與核能政策時,常常都是政黨利益大於社會效益。這些都是我們熟知的議題,但台灣專家寫的沒有人看,因為我們總是懷疑寫文章的人別有所圖。此外,卜睿哲對於台灣所得分配與人才困境,也有些獨到的觀察。不久前,DIGITIMES幫台灣半導體協會完成「2022年IC設計產業白皮書」,在報告中指出,如果到2030年為止,台灣IC設計產業維持年均6%的成長,估計台灣還需要3.4萬名IC設計人才。然而IC設計人才多數來自電機、資工、數學背景,台灣每年STEM背景的研究所畢業生不過1萬人上下,聯發科、瑞昱、聯詠相互競爭之外,還得面對半導體廠、IT公司搶人才的壓力。其次,從整個台灣的角度看,到底需要什麼樣的人才?從需求而言,蓬勃發展的科技產業工程人才供不應求,但根據麥肯錫(McKinsey)研究,「人員管理、企劃決策、創意,能與利益關係人溝通的人,被自動化工具取代的可能性最低」。另一份研究指出,台灣的人力資源欠缺非重複性,分析型、互動型,包括創新、創意性的工作,以及積極在國際市場上與他人競爭的能力。這些人一定要是理工背景嗎?我們公司的研究員,唸理工與社會科學的人大約各半,表現好壞與長期的價值不是因為大學之前唸什麼,其他媒體高層說:「願意,比能力重要」,我也深以為然。如果「忠誠」意味著極度忍受大材小用的工作,那人生是灰色的;如果年輕人得放棄賺夠錢去結婚的念頭,才能去尋找自己最喜歡的工作,那就是現在年輕人的雙重困境。從很多條件思考,依附在台灣科技主流產業的高階服務業,可能是我們共同的機會,在大型服務業的員工薪資比家族企業為主的小型服務業多出54%的薪水。支持本土大型、專業的服務業,就可以多聘用唸社會科學的人,這些都是可能的路徑,但您得確定自己是不是頂尖的社會科學人才,也要禁得起在科學領域裡的考驗。當然,跨域的人才得有伯樂,也得有發揮的平台。台灣200名員工以上的本土大型服務業,除了通路、電信、金融之外,還有多少機會呢?在量產製造領域上發光發熱的台灣科技公司,願意給本土非理工科系的畢業生多少機會?
宋恭源與光寶的故事
DIGITIMES 25週年慶,回頭觀看已經半個世紀的新世代電子業,我們必須謙虛面對前輩的成就。我常說:「亞馬遜(Amazon)是一家偽裝成零售通路商的人工智慧與大數據公司,正嘗試從Computing Cloud,進化到AI Cloud」;同理,DIGITIMES是一家表面是報社,以電子業為基礎的專業資訊提供機構,這些面貌都是跟著時代需求與新技術衝擊逐漸演化的。過去半個世紀,到底誰是開創事業的英雄?1974年帶領RCA計畫的胡定華過世了,我想到曹興誠、史欽泰。我也想到1974年創業的郭台銘,1975年接手神通集團的苗豐強,1975年創辦光寶集團的宋恭源,以及1976年創辦宏碁集團的施振榮。我是創業家,深知在荒蕪大地上開疆拓土之苦。半個世紀過去了,他們都是國家的英雄,不再需要大家吹捧豐功偉業,但面對問題的智慧與勇氣,仍應被忠實的傳承與理解。這一系列的紀錄片,我並未參與事前的企劃,或者代邀哪些人應該接受訪問。我相信親身參與,主導紀錄片拍攝過程的同仁,自然可以體會事情的優先順位,學習前輩的創業精神。在受邀的前輩中,光寶集團的宋恭源傳話希望與我見個面,前輩召喚,我當然立即回應,前往瑞光路的光寶大樓探訪宋恭源。1995年,我寫處女作《電腦王國R.O.C》時,與宋先生促膝長談,仍然記得他跟我說:「我只是在失業與創業之間找一條生存的路而已」。1960年代末,宋恭源在高雄的封測廠工作,之後到德州儀器(TI)中和廠效力。幾年之後,德儀有意關閉中和廠,面臨失業壓力的宋恭源選擇跟德儀商談接手工廠的可能性。也因此光寶集團誕生了,之後並從Discrete擴展到電源與顯示器等新興領域。現在的光寶集團有6萬多名員工,成為台灣科技業的頂尖企業之一。DIGITIMES同仁以《禮記》中的五個節令,串連第一代創業家,並分別探索每個不同階段的時代意義。但畢竟不是那個時代成長的年輕人,同仁們深怕掛一漏萬,而宋恭源親自指導畫了台灣半導體產業演化圖,為我們定錨、解惑。宋恭源說,台灣的半導體業啟蒙於施敏自美返國作育英才,第一個本土博士是張俊彥。之後在英特爾(Intel)、超微(AMD)成立的那兩年,施敏與邱再興在1969年興創辦寰宇電子,也成了施振榮的第一個東家。1970年,張俊彥創辦萬邦電子,而工研院與經濟部的積體電路發展計畫,都與這一批人息息相關。問宋恭源為何成為第一家上市的電子公司?宋恭源說1970年代的台灣,是「兩分利」的時代,不從社會募集資金,很難活下來。光寶走向資本市場,也成為後繼者的典範。半世紀功業的創業家,人生已然淡泊,但做為專業媒體,我們應該給下一代留下什麼樣的紀錄呢?
Always Chapter 1 : 回到初心
日前去新竹拜訪前工研院史欽泰院長,院長說他在1973年加入工研院,次年參加半導體的RCA計畫,至今正好半個世紀。這半個世紀,前面30年在工研院,從基層做起,做到院長。史欽泰從院長退休之後,到清華大學任教,至今也有20年了,半個世紀專注在半導體業,用兩個工作涵蓋一生,看到蓬勃發展的半導體業,一定非常欣慰。對他自己而言,這也是最好的選擇嗎?史院長說,人生有很多種選擇,他選擇Top-down的研究工作。在企業工作很難由上而下,綜觀全局,這是工研院最大的優勢,而他也樂在其中,但工研院鼓勵人才流動,每個人依據自己的天性、專長,只要樂在其中,自然沒有後悔的念頭。史欽泰是個學霸,台大電機畢業後,到史丹佛唸完碩士,博士在普林斯頓完成,這種背景的人在美國找個工作一點都不難。問他問什麼要回台灣,他說:「回家需要理由嗎」?我比史院長小一輪,這輩子也只做過兩個工作,我在資策會MIC從基層做起,12年半的經歷。之後出來創業,這個月創業滿25週年,說穿了我這輩子只跟「產業研究」的工作打交道,我明白史院長的「自在」,有些人生的經驗得用青春去換。最近我讀完AIT前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C. Bush)新作《艱難的抉擇》,內容提到台灣的傳統服務業落伍,而先進的服務業比傳統服務業薪資高出54%,台灣超過200人以上的服務業,除了金融業、大型通路業之外非常少見,而知名的會計師或法律事務所,幾乎都被外商一網打盡,如何創造台灣本土服務業成功的典範呢?IBM從硬體發展出軟體,再轉型成服務業,是很好的典範。有鑒於此,史院長到了清大科管院任教後,也將服務業的概念落實在教學理念中。專業服務業需要時間的灌溉,也要承擔初期建構建構企業文化,厚實事業發展基礎的風險,這對台灣的社會環境與氛圍而言是個挑戰。台灣淺碟式的經濟體質,強調快速回應市場的能力,發展專業知識型的服務業要面對很大的挑戰。電子業者早期去中國蓋廠擴產,投入大量資源滿足客戶訂單需求,背後承擔的是極大的風險,為了對股東交待,於是在資源擠壓分配的情況下,創新就成了空中樓閣,經營企業是必須在某個時空環境下做出適當的決定,有時候不是本事,而是眼界與膽識的問題。史院長說人生像一本書,從「Chapter 1」出發,做自己喜歡做的事,而且做得很好,就是種享受。完成基本任務的初心不變,人生終究還是回歸到第一章時,挫折也就算不上挫折,個人如此,企業和政府也是如此。越複雜的社會環境,越要定義自身的基本任務。我當產業分析師已經38年了,做自己最熟悉、最喜歡的工作最自在,也最得心應手。就像史院長一樣,我知道「Chapter 1」是什麼意思!
英雄,總是成群結隊而來
今天是大椽(DIGITIMES)創業25週年紀念日,年輕一代的編輯建議以《矽島.春秋》為題,拍攝一部紀錄片,並以《禮記.月令》中的節令「啟蟄、見虹、秀生、始收、雁鄉」,分別記錄台灣科技產業發展的歷史。1970是「啟蟄」的年代,台灣退出聯合國、與日美斷交,加上兩次的石油危機,台灣人惶惶不可終日。但沒有人可以預知那個困頓的時代,竟然是個細雨輕雷驚蟄前的時代。1973年胡定華、史欽泰開始在工研院工作,1974年啟動到美國取經的RCA計畫,同年鴻海、神通創業。1975年光寶的宋恭源在失業與創業中做出選擇,1976年宏碁創業,那是台灣新世代電子業萌芽的時代,我們以「啟蟄」定義這個偉大的時代,我們不讚美特定的英雄,因為這些英雄是成群結隊而來。RCA計畫裡的胡定華、曹興誠、楊丁元、史欽泰、曾繁城、蔡明介等人都是英雄,創辦鴻海與光寶的郭台銘、宋恭源是英雄,而在1980年代以個人電腦為主軸百花齊放的「見虹」時代,苗豐強與施振榮也是英雄。1980年代是個人電腦產業蓬勃發展的年代,宏碁與神通的小教授、小神通互別苗頭,也走出從仿造的個人電腦,走向IBM相容電腦的時代。與此同時,從生產計算器事業衍生出來的仁寶、英業達、廣達成為NB產業的核心,許勝雄、葉國一、林百里各自走出一條路。而華碩、微星、技嘉、精英,不僅幫台灣建構一個橫掃全球的主機板產業,衍生的和碩是電子五哥中脫穎而出的新興業者,而微星、技嘉也在電競、伺服器等新興領域超凡入聖。至於顯示設備的產業,除了顯示器之外,更延伸到面板、工業控制、車用電子等新興商機。2000年前後,剛剛經歷過亞洲金融風暴的台灣,天空上看不見烏雲,在WTO架構下,透過中國的廉價勞力與社會成本,建構一個在全球化時代最具競爭力的ICT產業供應鏈,從NB、手機、伺服器到半導體,台商無役不與,也都成果輝煌,我們以「秀生」來定義這個偉大的時代。2007年iPhone上市,雙向的數據流通,加上2008年中國成功的舉辦奧運,紅色供應鏈崛起,台商瞻前顧後地進入「始收」階段,緯創、可成等公司出售中國生產基地給在地業者,並開始布局產銷雙軌的新時代。2018年川普挑起中美貿易大戰後,歸屬於西方陣營的台灣開始調整產業戰略,更多的台商回流,開啟了「雁鄉」的時代。現在台灣人打群架,最不需要的就是特定的英雄偶像,我們也深信「大軍未到,資訊先行」的道理。DIGITIMES的中文名稱是「大椽」,椽是屋頂上的橫樑,「大筆如椽」是信念,而《春秋》是褒貶時事的史書,以《矽島.春秋》為名,背後的意義是為產業喉舌,我們希望能跟卡達王國的「半島電視台」一樣,為台灣的電子業提供專業訊息,也在國際社會上為台灣發聲!
話說天下大勢(7):如何延續台灣半導體傳奇?
奇景光電執行長吳炳昌在台灣IC設計產業白皮書論壇中指出,從財務回報而言,台灣很多IC設計公司都有獲利,既然獲利為何還要跟政府爭取資源,或者甚至影響政府政策?吳炳昌強調,IC設計業是腦力密集,且是全球關注的產業,相關產業政策不是與國內其他產業對比,而是應從國際競合的角度思考政策的有效性與必要性。DIGITIMES也認同,IC設計業是真正與終端設備客戶對話的窗口,在未來應用驅動的時代,台灣擁有強大的IC設計產業是幸運,也是資產,怎可沒有國家級的產業戰略或布局。一般社會輿論要求的產業公平性,恰恰成為今天台灣面對國際競爭不公平的環境。以兩岸前三大IC設計業者的租稅負擔率為例,中國前三大業者是7.1%,而台灣是13.1%。在中國,重點栽培的IC設計業者,前五年免稅,第六年前租稅費率是10%,都比台灣優惠甚多。其次,台灣的晶圓製造業蓬勃發展,且擁有結構性的優勢,台灣政府預算與台積電營收相近,就算補貼也是杯水車薪,我們認為晶圓製造業對政府的期待是水電、人力等基礎建設的需要,更需要或值得政府政策支持的反倒是IC設計業。企業的附加價值率包括營業淨利、租稅負擔、員工薪資、折舊與資金成本。尤其是員工平均年薪,台灣IC設計業的龍頭企業已經有幾家超過新台幣500萬元,甚至高於台積電的300多萬元,以聯發科在台員工1.2萬人估算,光是薪資就超過600億元,對經濟成長與社會公平的貢獻度顯而易見。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也以晶心科技為例,成立於2005年的晶心科技源自於政府的矽導計畫,政府與企業同心協力,晶心科技才能在連虧10年之後反敗為勝。其實這種腦力型、軟體型的投資,無論勝負盈虧,產業生態系與人才、經驗都會成為本土產業重要的資產。特別是現在主力大國亟欲建立本土半導體製造業,將獎勵措施放在補貼生產製造,以掌握半導體穩定的供需體系。檢視台灣過去的政府支援措施,可以知道政府不可能大規模補助半導體業,但將重心放在IC設計業,可能效益更高,也可以間接支援晶圓製造業,兩者並無衝突。租稅優惠不是在國內與其他產業相比,半導體是個高度國際化的產業,當然要對比其他競爭國家對半導體業的重視、方法來決定台灣的資源分配策略,台灣過去雨露均霑的政策與獎勵措施,更可能是傷害高度仰賴優質人力,高附加價值的台灣IC設計產業。
話說天下大勢(6):台灣與新加坡半導體戰略對比
半導體產業能在台灣開花結果,其實是個美麗的偶然。1970年代的台灣風雨飄搖,退出聯合國,與美日斷交,產業仰賴的是加工出口區的廉價與優質人力。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在參加RCA計畫之前,就是在加工出口區工作。第一個做二極體,且在台灣成為第一家上市電子公司光寶創辦人宋恭源也是,他們都是在那個困難的時代,成為產業發展的英雄與見證人。第一代參與RCA計畫的前輩都成了英雄,1980年代,日本在廣場協議的壓抑下,給了台灣與南韓半導體產業上的發展契機。基本上,台灣的半導體業是本土型產業,所有的戰略思考可以專注於台灣的競爭力。新加坡則不然,新加坡一方面把製造業維持GDP在25%以上當成國家目標,小國寡民的新加坡,要發展科技產業必定要仰賴外力,基本上台灣是因為成果豐碩,各國爭相禮聘、邀約,是「Inside-out」的產業議題。新加坡沒有本土工業,卻有9座晶圓代工廠,這些來自海外的企業設廠,基本上是「Outside-in」,但不能說新加坡半導體業是「無根」的產業,新加坡的貢獻在於「把公務當成商務在運作」,政府的公共服務就是貢獻,也創造非常傑出的產業價值。李顯龍說:「新加坡將在中美兩強中找到最恰當的平衡」,一旦政治上取得平衡,就可以取得在商業、經濟上最大的利益;而經濟上的連結,也可以促使新加坡以小國周旋G2兩強之間。但新加坡行,台灣為何不行?限制在哪裡,不如新加坡的內涵是什麼?台灣受到中國制衡,導致政治上的分歧與不安定,外籍學生、人才流入的意願、數量都受到影響,特別是東協的華人,在2000年以前並不喜歡剛從動亂中脫胎不久的中國。2000年之後,兩岸都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同時,中國採取更開放的外資政策,但台灣卻開始「Inward-looking」的政策,爭執台灣是不是華人的政府,讓華僑不再視台灣為母國。在大環境的現實下,台灣只會愈來愈小,連召募海外工程師、學生都受到影響。相較於新加坡的務實,台灣似乎很不識相的與國際大潮背道而馳。台灣能找到與國際結盟的可能方案嗎?全球唸電機、資工的科技人才是有限的,而台灣是最成功的典範,只是缺人、少地的台灣,真的能夠再創奇蹟,更開放、具前瞻視野的產業政策將會是成敗的關鍵。
話說天下大勢(5):印度成為制衡中國的力量
相較於其他產業,IC設計業對於少子化與本土科技人才不足的感受顯然更為深刻。根據DIGITIMES調查,印度當地僱用的IC設計人員是5.6萬人,美國是8.6萬人,中國是12.1萬人,台灣是4.7萬人。事實上,印度沒有IC設計產業,所有的IC設計人才是幫各國大廠打工的專家、工程師。包括高通(Qualcomm)、英特爾(Intel)、三星電子(Samsung Electronics)、聯發科都在印度當地有龐大的研發團隊。類似MindTree這些當地的業者,也不是真正設計產品在市場上銷售的半導體公司,而是為外籍業者打工的外包服務商。缺乏資本市場的支撐,印度人才楚材晉用,但這個大趨勢正出現鬆動。在美中貿易大戰的氛圍中,國家結構與中國相近的印度顯然成為最主要的制衡者、受益者。1980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中印GDP的經濟總量相去不遠,但現在中國GDP總量超過印度6倍以上。研究中國崛起、以中國為假想敵的印度論述,成為印度菁英社會的顯學,過去7年印度所得倍增,主要城市的交通等基礎建設已經大幅改善,加上美國在制衡中國崛起的過程中,偏好印度、善用印度也是必然的作為。印度政府以培養IC設計人才為基礎的C2S(Chips to Startup)計畫,將在2022~2026年間培養8.5萬名IC設計工程師。近幾年,印度積極以PLI計畫引領外資到印度設廠生產,印度手機的進出口,已首度在2022年出現順差。而台系的鴻海、和碩、緯創生產的手機貢獻過半的數據,顯示從中國往外移動的生產軌跡,正從東協的越南、泰國往印度延伸。印度的ICT產業供應鏈會從手機、NB延伸到半導體嗎?過去幾年,大家談到印度建立半導體工廠的計畫都嗤之以鼻,但預期在2030年時,GDP總量將超越日本、德國的印度,國家戰略不會是單純仰賴外資的消極作為。台灣的鴻海、力積電都表達了興趣,而印度方面也放話,將在近期宣布更具體的半導體產業戰略,甚至傳言台積電也有印度計畫。產業訊息真真假假,但三年疫情肆虐期間,印度的軟體代工業與台灣NB製造業都是「Work from Home」的受益者,印度機場、高速公路、現代賣場,甚至整片的智慧城市在郊區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與5年前、10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加上穆迪政府的積極態度,10年之內,印度必須被視為全球半導體業重要的角逐者,甚至可能是繼中國之後,真正有實力角逐國際市場的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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