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近年來物聯網（IoT）、人工智慧（AI）、5G等智慧技術，在各個領域的導入風起雲湧。不過，相較很多領域的蓬勃發展，智慧製造在全球智慧應用的統計「數據」中屬於後段班的，顯示其複雜度所導致的難度，遠比其他領域困難。一場世紀疫情對供應鏈所造成的衝擊，迄今尚未完全解除，加上各方對2023年經濟情勢的預估都偏悲觀，「K型反轉」態勢將拉開業界勝敗輸贏之間的差距。預估在疫情逐漸解封後，Ｋ型走勢也將出現在積極與消極布局布局的業者之間：口袋夠深且危機入市的業者，可望在下一波復甦中加速成為贏家。相較2021年致力倡議元宇宙發展的Meta執行長Mark Zuckerberg，近期裁員超過超過1萬人，另一隻K腳卻在元宇宙的實踐中，出現有趣的上行反差。鴻海團隊則提出「元製造解決方案」，整合將雲端、地端進行整合服務，透過工業物聯網完成軟硬體互聯、虛實整合，透過讓AI、XR、5G打通數位孿生（Digital Twin）的各個環節，打造智慧工廠與智慧供應鏈，「工業元宇宙」一詞甚囂塵上，成為業者因應全球新保護主義的最佳利器。加上工業元宇宙的建構十分複雜且具挑戰，高門檻一但被建置之後，競爭者將難望其項背，競爭力高下立分，也構成上行K腳的寡佔優勢。有調研研究機構推估工業元宇宙的風潮帶動對智慧製造的投資，全球市場規模於2025年將突破5,400億美元。從德國2012年提出工業4.0倡議後，各國依樣畫葫蘆地推出類似政策，殊不知德國以其雄厚的工業基礎底氣向上堆疊各種可能，此與工業基礎不足的經濟體所擁有的資源與可能發展的路徑截然不同。無奈2022年一場俄烏戰爭重擊德國的能源結構與工業發展的前景，加上美國在工業化的倡議吸引著更多美國與全球布局的想像。Siemens於2013年9月投產的成都智慧工廠，是德國安貝格工廠的實體孿生（2座工廠的規劃與機台完全相同），這個布局與數位孿生可謂相輔相成，因為只有智慧機械不足以成事，即便數位化、智慧化工廠都尚未能竟全功。思維架構必須以全面營運的觀點，觀照所有上下游供應鏈智慧化。因此，Siemens的布局可謂既深也廣，以其工業設備的既有優勢，鋪墊工業4.0的核心數位孿生，建構工業元宇宙的生態系與其競爭力。所有生產製造領域中，半導體產業在內的電子業具備高度標準化的特性，甚至在流程上已接近化工業的連續生產。不過，高度標準化的製造與營運流程並非所有產業的現況。目前智慧製造的關鍵節點在於可程式化邏輯控制器，而且多數仍在擷取數據的Outbound模式。工業元宇宙的應用以「程式化邏輯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PLC）為雙向生產數據的轉運站，將大幅提升單機、整線、與整廠的聯網效能。若以每一台PLC作為一個IP節點，架構5G應用的工業元宇宙，情境本位的規劃（Scenario-based Planning）可推估一個數位透通的供應鏈將大幅提升企業專網的應用價值，但前提是關鍵節點之間彼此的聯通，以及從聯通數據後所創造具有意義的管理價值。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依舊是聯通成功的唯一路徑。布局工業元宇宙除了技術面的挑戰外，組織間的挑戰更為嚴峻！掙脫資訊孤島的限制，長久以來都有賴軟實力的發揮，部門之間、廠區之間、上下游之間，倘若資訊全面透通，效益自不在話下，但有許多管理面的障礙需要克服。首先，以過去供應商與客戶間在追求成本優勢時的擠毛巾做法，遺留許多夥伴關係中不信任的變數。其次，等化（Synchronize）供應商與客戶之間的智慧化水準涉及重大投資，合理化相關投資報酬，方能通過董事會的決議。第三，組織間的文化與流程的異質性需要被理解與有效銜接，上述情境本位的規劃才有機會實現。最後，資訊安全這項大哉問，依舊考驗新次世代供應的建構進程。面對各國新保護主義的新局，以科技創新突破政策桎梏，反映科學發展觀，反制人為政策對市場經濟的干擾，但在實踐科學技術打開僵局之際，有待同步排除策略與組織面的障礙。台商在這一波工業員宇宙技術新布局階段，除了新設備的投資外，全面翻新組織架構與企業流程，即可在下一波競爭中脫穎而出。

在MOD上經常可以看到兩部中國中央電視台拍攝的影集，一部是《日出之食》，另一部是《航拍中國》。《日出之食》介紹的是中國各地的早餐美食，而《航拍中國》是以中國各省為單位，透過空拍機抓取最美麗的鳥瞰景色。黃河出海口是個泥灘地，尋常人難以接近，而遼河出海口的蘆葦蕩，人跡罕至，也是許多候鳥的棲息地，更因為土地酸鹼值不同而形成紅沼澤。紅色的沼澤將大地染了個絳紅，這裡屬於遼寧營口，而營口也是我國中歷史老師的故鄉，他老了，是落葉歸根，還是以台灣這個異鄉為家鄉呢？《日出之食》從北京人炒肝、豆汁，山東人的油條、包子，談到雲南人的米線、河北人的驢肉火燒。中國人愛吃，吃過早餐後渾身舒暢的感覺大致一樣，但這個節目的製作，從用詞遣字就已經感覺到不是隨興粗製濫造的作品。至於《航拍中國》從大興安嶺拍到黑龍江出海口，這裡是大米的產地，也讓我們從湖南的張家界、鳳凰古城之外，一覽八百里洞庭。我曾從長沙往北到岳陽看洞庭湖，然後往西到張家界、鳳凰古城，再搭車前往永州、桂林，回程路過衡陽，知道那兒有座落雁峰，聽說北方來的雁鴉到這裡就不往南飛了。這是我從劉兆玄的武俠小說《王道劍》中看到的，而這裡也是龍應台父親的故鄉，離毛澤東出生的韶山衝不遠。我走過中國上百個城市，也讀過很多描述新舊中國的書，但從書裡領略內容，自己走過，再利用空拍機回顧一次，確實是個不錯的經驗。湖南稱為瀟湘大地，60%的湖南人就活在瀟水、湘江流域上，台灣人對於這裡發生過的戰爭，或者影響近代中國深遠的湘軍又有多少理解呢？如果落腳北京，我會穿越燕山，往壩上草原的方向去看看內蒙的草原，然後在大同看看1,500多年的雲崗石窟，想像2,000多年前漢高祖被匈奴圍困於平城白登山的故事場景。沿著黃土高原邊上再往來南是雁門關、太原、平遙古城、祁縣的喬家大院。沒去過北方，沒看過黃土高原，不會知道陝北為何養出了蘇維埃政權。在中國旅行時，印象最深刻的是藏區的稻城亞丁。那兒海拔超過4,000米，最高點的卡子拉山高達4,716米，那是我最接近上帝的一次高山經驗。這兩部影集，沒有太多統戰的語彙，倒是製作單位遊戲於中國文字之美，在帶領觀眾穿梭美景時也多了不少樂趣。市場不夠大，台灣的製作單位出不了好價錢、高成本，讓人嘗試更高難度、更精美的影片。如果台灣要拍出這樣的影片，能找到好題材嗎？不難；也許是水果、蔬菜，山巔水涯的精品農作，也許是各地市場裡的隱藏版美食，但好的題材不可能用將就的成本，要求製作單位做出好節目。台灣不缺錢，缺的是花錢的智慧，我們願意花點錢，還是存起來，或者發給老百姓更多的消費券呢？

大家都在談PR的時候，新聞作業深受企業運作的干擾，組織化的網軍、自媒體，改變了媒體的生態，各種似是而非，被人工智慧調校過的新聞，或者來自民主國家與極權政府的內容、屬性也有很大的差異。人文素養成為分辨是非的基礎，但我們怎能期待社會上每個人都能格物致知，明辨是非呢？新聞很多是假的，刻意操作的，傳統上我們基於新聞自由的原則不能干涉，但我深信長期經營品牌、品質的媒體，終究有一天會成為獨立於網路平台之外的強大力量。歐美頂尖的媒體機構已經能以全球市場為基礎，布局長期收費的機制，但中小型的國家該如何因應呢？一旦媒體市場被網路平台控制，缺衣少糧的媒體還能存活嗎？願意以媒體為志業的年輕人，還有機會挑戰第四權的制高點，成為影響社會的關鍵力量嗎？一旦答案都是否定的，那麼沒有自主能力的媒體，將會是另一個國安問題。我曾經讀過一本小說，場景描述的是1920年代的湖南鄉下，民不聊生的社會底層群眾，組織了一個攻打縣城的隊伍。從人數規模、使用的武器、官方應對的方案，可以想像100年前的中國是如何不堪，這只是民眾在面對旱澇時，為了求生存而不擇手段的場景，讓我想到官逼民反的現實。《花園口》這本小說與《1942》這部電影，描述的都是河南人在中日戰爭時的困境。《花園口》講述日軍侵華時，國軍部隊為了延緩日軍搶攻武漢（中國工業中心）的時機，決定在鄭州附近的花園口炸堤，讓黃河水成為阻撓日軍機械化部隊進襲的時機。這個舉措確實有效，但卻是上百萬河南百姓用性命換來的。在《1942》電影中，老牌演員陳寶國飾演的地主，好不容易用獨輪車推著積攢的糧食要到陝西避難，但一路上他與覬覦糧食的飢民如何爾虞我詐，也成為那個時代最真實的記憶。我還記得有一幕是為了搶糧食，有人被倒栽蔥送進了熱鍋裡。人如螻蟻是戰爭中常見的影像，我們想盡辦法希望用各種規範規避戰爭，但顯然成效時好時壞！最近中國還有部《縣委大院》的連續劇正在熱播中，我沒有追劇的習慣，但這部連續劇前幾集，描述中國基層政府如何面對動遷、地方政府如何開會、書記與縣長的相對地位等都有明確的影像，所以我說這些都是真的。至於共產黨的地方領導們如何領導群眾，《縣委大院》裡的故事真真假假，在中國，共產黨說了算，那就請大家各自評論吧！

半個世紀以來，台韓亦步亦趨，從製鞋、成衣、冰箱、電視，一路打到電腦、手機、半導體。1990年代，台灣在電腦為主的產業中取得領先，台灣人很驕傲地說：「台灣人打得你死我活，躺在地上的是韓國人」。到了手機時代，南韓以CDMA通訊的宗主國為定位，結合高通（Qualcomm），將國內市場打造成全球最先進的應用場域，順勢帶動文創、網路產業的發展，南韓擁有的獨角獸企業，讓台灣人口水流了滿地，但也無力回應。至於眾所矚目的半導體，台灣專注IC設計與晶圓代工，南韓在記憶體上取得明顯的優勢，台韓各有一片天，但在設備、材料工業上也缺乏足夠的自主能力。隨著產業進化到物聯網、電動車，台韓在競爭的同時，出現更多合作商機，而這些產業演化，在兩國的進出口資料中，也可以推演出產業發展的密碼。從2022年前11個月的貿易統計資料推估，台灣電子電機產品在2022全年貿易順差大約1,300億美元，南韓可能落在800億美元左右。其中，台灣半導體產業的順差會超過900億美元，南韓則是600億美元左右。對照電子電機產品的貿易數據，可以看出台灣非電子業的順差貢獻還有400億美元，但南韓僅有200億美元。台灣不僅在規模上超越南韓，貿易品質、多元性也優於南韓。南韓仰賴大企業的產經結構，在突破關鍵技術、進行長期投資上更有優勢，但面對多元商機時，就經常捉襟見肘，一旦出現台積電這種重量級的大猩猩，又能獲得高毛利，進行長期投資時，南韓企業就難以因應了。事實上，三星電子（Samsung Electrinics）、台積電路數接近，就算一、兩個客戶被三星搶走，也不會改變產業的經營格局。供應鏈高峰已過，2023年景氣不會在第1季回升的大環境下，南韓半導體獲利不會有太大的意外，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南韓半導體產業的順差貢獻，南韓一年逆差超過1,000億美元。如果台海生波，以台系大廠為主的供應鏈無法穩定運作，動輒2,000億~3,000億美元營運資金怎可能安然無恙？台灣人可能有「破罐破摔」的打算，但就算南韓人高嘆「池魚之殃」，恐怕也難逃戰火或經濟崩盤的威脅，一旦國際秩序重組時，南韓會是贏家嗎？南韓、台灣垮台，日本可以安然無恙，印度可以坐收漁翁之利嗎？不可能，如果全球經濟從東亞三國開始崩盤，南亞、非洲的窮人可能因為通膨、經濟蕭條連買糧食的錢都沒有，那麼這個現代化的世界要如何運作？台灣是全球穩定的基礎，就像「定錨」的效益一樣，別以為這個世界與我們無關，台灣活著，世界安定；台灣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麼這個世界也將走入另外一種運作型態。如果三星晶圓代工（Samsung Foundry）的獲利超過記憶體，而這個部門又被台積電壓著打，那麼三星的風險，甚至南韓的風險就浮現了！

受邀到東南亞影響力聯盟講課，我談到台美政府針對半導體業策略方針與學習曲線的不同。3年前，美中之間的勃谿初起，川普改變了雙邊關係，美方開始針對以半導體產業為主軸的科技產業，實施各種禁令與制裁措施。從2018年開始，我陸續出版了《巧借東風》、《科技島鏈》、《斷鏈之後》、《東方之盾》與《矽島的危與機》等五本討論科技產業與地緣政治的關係。每寫一本書，脫一層皮，但也更深入去思考美中台之間的科技產業關係。在業界朋友推薦下，除了原本熟識的政府官員之外，疫情期間美方也多次詢問美台間的產業關係，甚至在2022年11月受邀到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講解美台半導體產業的關係。在多次的對話中，慢慢感覺到美方對於半導體相關議題愈來愈深入，甚至在2022年間直指核心，除了限制最先進的科技輸往中國，更限制美籍華人為中國工作，對嚮往美式生活，卻又挑戰美國國家戰略的科技專家實施各項禁令。很多人「知難而退」，以華為、中芯、長江存儲為核心的科技大廠面對很大的困難。面對美方的禁令，中國還沒有退卻的跡象，試圖從新材料、第三類半導體、人工智慧、電動車等多個有希望的科技領域找到突破口，中國的戰略也是精雕細琢，而美國的國家戰略與戰術的鋪陳，更是讓我們「開了眼界」。3年前，初聞煙硝味時，台灣產業界領袖推薦美方「專家」來訪，那時他們提的問題都是不著邊際的大問題，我還嘲弄美國人是「沒看過豬走路，也不知道豬怎麼殺的」。但美方的戰略清晰，就是要知道如何回應中國的威脅，他們不斷的詢問、修正，我們甚至不知道他們會如何出招，這種戰術模糊、戰略清晰之間的拿捏，顯示了美國政府與官員的成熟。相較之下，台灣是半導體業的重鎮，半導體產業對GDP的貢獻值約13%，政府當然關注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專業的政府官員對於半導體並不陌生。只是產業技術，國際形勢多變，不斷的接觸新科技、新資訊，修正國家戰略是政府的職責，17日台積電總裁魏哲家的演講，50位與會人員中，沒看到任何當朝大員參加。這些專業活動不僅僅是經濟部、國科會、數位發展部的官員應該參加，國發會、財政部、央行，甚至外交部該置身事外嗎？科技、經貿外交只能閉門造車嗎？高層沒有聽課、學習的氛圍，幹部們會當一回事嗎？日積月累，台灣戰略上的優勢，因為戰術推進的付之闕如，戰略優勢逐步消失，我們能無感嗎？講完課時，有位在底下聽課的前政府次長前來致意，並致歉。他說，我們辜負大家的期望。是的，我很不滿意！

夜裡出門散步運動，回程九點左右經過合江街夜市，看到一個年輕的師傅大刀一揮，鱈場蟹就四分五裂，鱈場蟹價格並不便宜，聽說這一攤是名店，往裡頭看果真是高朋滿座。隔幾家店，寫著「越南美食」，女主人已經收攤，但很仔細地擦拭攤位，這些人都是以簡單的勞力、努力工作與最佳性價比來贏得自己的事業。傳產業者中，認真的人到處都是，也確實有很多高手，《隱形冠軍2.0》這本書談到台灣是亞太地區隱形冠軍最多的國家。也說德國、台灣最忌諱的就是來自中國的隱形冠軍，只要中國人學會了，全世界很少廠商可以比他們做得更便宜。但中國的新創企業真的只是以成本取勝嗎？不見得！我受邀參與阿里巴巴新創社群的活動，開始理解中國大型電商扮演的角色，他們幫國際化能力不足的廠商串連國際商機，甚至投資具有高潛力的新創公司，建立整個產業生態體系。台灣的新創圈也有類似的做法，但我還是相信不要學中國那一套，只要方法相近，台灣絕無成功的機會。台灣很多傳統產業在專業領域上具有獨到之處，家族傳承的關鍵技術與資本仍然可以在市場上呼風喚雨，但也有不少企業在傳到二代、三代後出現很多問題，我們有能力解決嗎？是用知識、商業模式解決問題，還是股權大的人說了算？讀書，不一定有用；但不讀書，一定難以觸類旁通。我在「老謝看世界」節目裡談到，有位從事傳統產業的企業家說，只要人民幣與台幣等值，他也可以接受兩岸在經濟上的統一。聽起來很勇敢，很商業，但實際上卻完全不可行，一旦台灣失去經濟的主體性，台灣與中國甘肅、寧夏不會有太大的不同。我看到大聯大董事長黃偉祥推廣「控股模式」，我們會認真去理解背後的價值嗎？下個月我接受已接任台灣上市櫃廠商聯誼會理事長黃偉祥的邀請，幫所有老闆上課，我談的是「黃金十年與完美風暴」，聽眾當中也會有很多人是傳統產業的經營者，我會認真、誠懇地提出我的看法。我想起二十幾年前施振榮曾經講過：「能用先進觀念管理公司的企業，都是高科技公司」，在網路時代，還有科技產業與傳統產業之別嗎？真正競爭的關鍵可能是事業模式與數位資產。

我自己創業，看起來是傳統報紙的電子時報，卻有4分之3以上的收入，是數位化內容與網路行銷貢獻，我覺得DIGITIMES最強大的是事業經營模式與數位資產，但這些優勢能與其他機構相互拉抬，共創新價值嗎？最近在錄製《勇敘時光》節目時，與幾家新創公司有些接觸，與幾位創業家對談的過程中，也激盪出許多以往不曾有過的念頭。電競選手出身的Santiago，23歲那一年因為「年紀太大」，從智利國家隊中退伍，他不甘於專長被埋沒，也看到贊助世界電競大賽的廠商中有很多台商，但為什麼台灣人無法自己籌組一個生態系，在世界的電競領域中插旗呢？Santiago跟我說，滑鼠與選手的指幅、螢幕的反應速度關係密切，我也聽宏碁總經理黃資婷說過，電競選手用的椅子都可以量身定做，甚至標價上萬美元。其實，專業能力不足，才是限制我們想像力的關鍵。我想像「電競」是未來3D Internet與元宇宙（Metaverse）的前哨戰，電競選手要求的設備品質，是否就是未來元宇宙的雛形呢？台灣電競大廠能不能善用Santiago的專長，建構一個以硬體為中心的生態系。台灣硬體製造大廠的老闆很多是我多年好友，甚至是股東，我想像的是在台灣建立一個元宇宙的實驗室。第二個案例是解決員工報帳痛點的「虛擬信用卡」服務機制。這家企業原來從事線上旅遊服務，但創辦人Jerry說，在處理帳務時發現，勞資雙方對於報帳程序都很頭痛，他們與VISA合作發行虛擬信用卡，讓報帳的員工依據公司的規範、授權範圍填寫資料後，便可以立即獲得公司撥款。如此一來，對公司而言沒有閒置資金，員工對公司的滿意度也會因為行政效率而提高。但這跟DIGITIMES有任何關係嗎？是的，DIGITIMES有1,000多家會員，這些會員廠商都是台灣頂尖大廠，透過我們的會員服務機制，可以縮短Jeff的行銷過程。對新創公司而言，最大的風險是「時間」，而利用DIGITIMES的通路，建立了團購與直銷的通路，而DIGITIMES也可以透過這個管道，創造會員體系新的附加價值，客戶、服務供應商與DIGITIMES三贏。第三家新創是跨國網路民宿登錄業者AsiaYo，創辦人鄭兆剛說，疫情三年，他強化防疫旅館、露營登錄事業，但只能勉強餬口，熬過疫情之後，AsiaYo成為最早返回崗位的網路民宿登錄網頁。DIGITIMES能與AsiaYo有更多合作嗎？全球標準的旅遊行程可能有200多種，台灣能克服語言障礙，自助旅遊的產業非電子莫屬，結合DIGITIMES的會員體系，也可以深度滲透電子業的社群。常有人說：「貧窮限制了人們的想像力」，但在新的時代，專業能力、數位資產才是侷限我們想像力的關鍵。

接到一個高中同學的電話，這位同學是京都大學的博士，他問我：「對工業區的土地有沒興趣」，我明快地說沒有。他很驚訝，以我的人脈賣工業區土地應該不難，為何一口就放棄了？我還有另一個同班同學，他是鬼才，琴棋書畫樣樣精通。最近見面時，問我為何不學羅胖子，張口開課，一定可以財源滾滾，我的答案也是「No」！他們都說，你把財富往外推，難怪住不進信義計畫區！其實我很明白，自己做的是專業資訊服務業，專注的是B2B商機，如果大家知道DIGITIMES每月得保留2,000萬元以上的員工薪資獎金，可以推估公司如果靠我一個人賺錢，一個月如何做到5,000萬以上的生意呢？買賣資訊是個非常專業的工作，必須有明確的定位、適當的定價，而安定的靈魂更是不可或缺，如果心浮氣躁，注意眼前的「蠅頭小利」，那只能做小生意，做不了大買賣！DIGITIMES有1,000多家會員，會員年費從5萬~200多萬元不等，如果能有個機制，讓每家會員願意多付出1萬元，就可以多收入1,000萬~2,000萬元的收入。中國的羅胖子很厲害，但他是以中國14億人口當基礎，台灣沒這個人口條件，但有一點卻是中國跟不上的。台灣現在超過800家上市櫃電子公司，2022年營收大約在1兆美元左右，加上在台灣大規模運作的金融業與外商公司，只要專注提供專業服務，從他們營收中爭取到10萬分之1，就可以養活所有的員工。我跟老同學說，我要靠系統、機器賺錢，不是靠我自己當英雄賺錢。其次，電子業的知識體系與需求也已經有相當大的改變。過去的知識需求可以透過「線性」、「量化」的資訊來滿足，所以我們提供資料庫查詢方法，或者將電動車供應鏈、蘋果供應鏈彙整成一套體系，節省使用者的時間，就可以爭取到很多家的客戶。但現在大家更需要的資訊是「矩陣型」的需求，提供專業服務的人更少了，從追蹤跨國的OEM訂單，到東協、南亞的投資商機，能將所有資訊串連起來，至少在人工智慧真正商業化之前，我們的資料庫會更值錢，又何必眷顧知識的「零售」商機呢？至於羅胖子，我祝福他。我常說：「職業選手，不在業餘的球場打球」，對我而言，羅胖子是業餘的場子，而彙整專業知識的高手並不多，現在是賣方市場，不是買方市場，我有機會專注特定客戶，針對他們的「職業」需求，提供專業服務。真正專業或上百億營收的電子公司，您認為他們願意花多少代價，向哪種人徵詢專業意見？如果我天天玩股票、搞房地產，您會認為我有這個專業能力、時間服務大家嗎？我過去37年累積的專業經驗，不就成了泡沫嗎？什麼人養什麼鳥，我知道，我跟羅胖子養的鳥，鐵定不同！

近年來DIGITIMES（電子時報）專業能力與特殊的市場定位，漸漸受到大家肯定與注意，來洽談合作的國內外機構愈來愈多。大的資訊機構有人買報告、也有人想買下整套授權，我們還在摸索相對關係，但事業範圍早已超越傳統媒體的想像。某家電視台傳來一個談「國際財經」的節目內容，希望我批評指教，並談談可能的合作方案。來函的是基層員工，我該回話嗎？有家「大媒體」的總經理來訪說，他們正在擴張培訓課程，但對於科技社群的掌握力、專業能力不足，希望與DIGITIMES合作，共創新局。我問他，您對DIGITIMES有多少瞭解？營收、獲利與事業的經營模式都不知道，怎可登門洽談合作商機。我從他口裡，只聽得到「短期商機」的試探，完全沒有長遠的想法，這樣能合作嗎？這樣該登門找社長談合作嗎？還有一家老牌電視台的新聞主管來電，正要開一個英語頻道，現在半導體很紅，正好美國有本半導體的新書即將在台上市，想邀黃社長上節目，未來也可以談談每月來一、兩次的合作方案。我心裡想，我出版《矽島的危與機》時，也不曾見到他們邀我上節目，矽島這本書截稿時間是裴洛西來台的9月2日，美國的書籍在經過翻譯、編輯等流程，截稿時間一定比我早。其次，我研究半導體30多年，台灣環境又好，與半導體業的資深前輩時有往來，掌握的資訊不會比美國人差，否則史丹佛大學也不會邀請我參加論壇，2月也不會有印度政府來邀我去印度講課。這些案例在台灣媒體眼中並不值錢，還覺得邀我去幫美國作者抬轎是個合理的邀請嗎？最後我說，我們已經有6.2萬名海外的英文版讀者，DIGITIMES的英文網站已經20年以上了，傳統電視台不具備專業經營科技，甚至以半導體業為核心的內容與網站。相較於傳統媒體的邀請，一個多月前《天下雜誌》總編輯陳一姍問我，是否可能兩家媒體合作，他們給我充裕的版面，請我針對2023年的產業大勢撰寫一個專題。我做了，沒有任何條件，天下經營40年，無論品質、專業與社會形象都是翹楚，寫這篇專題，也是表達我對殷創辦人與天下雜誌所有員工的敬意。一樣是媒體，對話的內容、認知的差異如天壤之別，在媒體的黑暗時代，什麼樣的營運模式才會是一個階段財經媒體的經營主流呢，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中國發展現代半導體技術迄今已超過30幾個年頭，國家資本對於產業的支持比日、韓、台早期發展時的政府支持，有過之而無不及，而資金支持及政策優惠在產業經發展已達4分之1世紀後，仍然是現在進行式，甚至力度還在增大之中。然而發展結果與預期並不相符，至少與產業性質稍似的中國面板產業的發展結果大相逕庭。主要原因自然是半導體產業的本質較複雜，但是我想討論的，是因發展體制可能造成對於半導體產業成效的影響。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體制所影響的第一個因素，是因發展初期半導體廠資金需求相對龐大，國有資金無可避免的必須扮演主要角色。但是國有資金在其投入後並未功成身退。雖然後來半導體企業開始自公開市場募取資金，國有資金仍然保有主導權。純粹利益取向的社會資金在半導體產業中無法促使企業天擇淘汰，形成完全競爭。這項因素現在已經被清楚地意識到，中國官方新立的半導體研發項目在目前的規定中，對於國家資金的佔比是有最高限制的，這也許能消弭部分過去所見的不利影響。但是國家資本因為地緣政治此時的介入，只能持續的投入。目前中國的一般社會資金仍視半導體為極高風險的產業，適宜進行半導體新項目投資的，似乎只有相關連的大企業，譬如汽車、手機、家電等相關企業，具有充足資金、並追求半導體零件與系統的垂直整合利益。然而，如此的投資模式在上世紀各國經歷過長期考驗，因為與晶圓廠客戶存在利益衝突的可能，不利於晶圓廠規模經濟的成長，企業本業的管理模式也未必適用於晶圓廠管理，這是可能有副作用的權宜之計。第二個因素是企業負責人的任命，這項因素與前項因素息息相關。由於國家資本佔主導地位，負責人自然也由國家資本方指派。在過去的例子中，具有行政、管理、財務等專長的居多數。但是在高科技產業中，特別是半導體產業，負責人具有科技背景、產業經驗絕對是企業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至少此現象在統計上有極其顯著的意義。此道理也很淺顯，企業負責人要具有產業技術趨勢的遠景，才能做有競爭力的長期規劃以及重要判斷。這一點日前似乎也被關注到了。從最近重整後長江存儲董事長陳南翔的任命即可以看出端倪。陳南翔具有半導體工程背景、長期產業經驗。雖然此新任命案不能說一定是新趨勢，但是至少這是一個新思維的開始嘗試。再來是人力資源的配置。目前中國的半導體產業就業人口與計畫需求還存在巨大缺口，還缺20萬人以上的差距（2022年統計估為25萬人）。但是在教育體系的供給面上，這並非是一個重大問題，中國近期微電子專業的本科生（即台灣所指的大學生）和大專生1年約有20萬人左右畢業（2020年時人數約為21萬人），這個缺口並非無法填補，要解決的是就職意願的問題。在中國目前的經濟環境下，許多薪資原先超過半導體的產業，如金融、銀行、網路、房產等，在目前的經濟發展狀況有可能逐漸被半導體超越。但是這些就業人員的專業養成過程和專業配置，即使在中國內部也是具有爭議性的議題。遲至去年（2021年），微電子才正式成為中國高校（大學）的基礎分類系別。中國的半導體從業人口，絕大部分是微電子專業、少部分是物理系，這與其他國家的遠較廣泛的專業配置—包括電機、化工、機械、材料、物理、化學、資工等—截然不同。在目前半導體產業的增值手段已從單純的製程微縮，變成較多元的製程微縮、先進封裝、創新材料，甚至再加一點點的生命科學的多元趨勢，如果人力資源過於集中於微電子專業，顯然不利於中國半導體產業更長遠的發展。另外，中國半導體產業2022年有80%的就業人口是本科／大專學歷，碩博生比相對較低，這與高科技產業的特性—以持續的研發創造新經濟價值—是有所扞格的。最後是產業規模經濟的視角。高科技產業需要持續投入研發以維持獲利競爭力，而持續的研發活動其經費自然是從營業利益中產生。要產生足夠的獨立自主研發經費，公司的營業額需要在其所在的次領域中至少佔相當比例，這個比例粗略的來說大概是世界市場的15%。從嚴格的意義上，中國目前還沒有先進的晶圓製造廠已進入了穩定的良性迴圈之中，世界市佔比最接近此比例的是中芯國際和長江存儲。這個產業宏觀考慮最近似乎也進入中國產業調整思維之中，已有幾個缺乏規模經濟的個別公司有合併的想法。至2022年10月為止的統計，中國半導體自足率僅達16.7%。中國在半導體市場基礎科研上具有相當的優勢，檢視過去體制、重新調整發展方向可能是中國半導體產業新發展階段的有效手段之一。